近年來,農業正成為全球新興投資領域,全球性或區域性跨國公司迅速發展,已逐漸成為重要的對外投資來源地和投資主體,不斷強化全球糧源、物流、貿易、加工、銷售等全產業鏈布局,對資源型、戰略型重要農產品的市場掌控力度加大。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農產品生產和消費大國,亟需要構建一批與農業基礎性產業地位相符、ABCD百年老店相匹配的大型農業企業集團,發揮大型企業市場主體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服務國家整體外交大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主要作用。
有關企業規模的劃分標準,2011年工信部、國家統計局、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聯合下發了《關于印發中小企業劃型標準規定的通知》(工信部聯企業〔2011〕300號)。2017年6月30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正式頒布。8月29日,國家統計局印發《關于執行新國民經濟行業分類國家標準的通知》(國統字〔2017〕142號),規定從2017年統計年報和2018年定期統計報表起統一使用新分類標準。為此,國家統計局對2011年印發的《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進行修訂,形成《統計上大中小微型企業劃分辦法(2017)》,明確了包括農、林、牧、漁業等15個行業門類以及社會工作行業大類的規模劃分標準[1]。按照行業門類、大類、中類和組合類別,依據從業人員、營業收入、資產總額等指標或替代指標,將企業劃分為大型、中型、小型、微型等四種類型。其中,農、林、牧、漁業企業采用營業總收入代替,年營業總收入大于2億元的企業(含2億)為大型企業;年營業總收入在500萬以上2億以下(含500萬)的企業為中型企業;年營業總收入在50萬以上500萬以下(含50萬)的企業為小型企業;年營業總收入在50萬以下的企業為小微企業。
由于農業對外直接投資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企業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在世界范圍內尋求資源的最優配置的企業經營活動,大型企業除了參照以上規模標準——近三年(境外)涉農年營業總收入大于2億元以外,考慮到國家安全需求以及農業境外投資的特點,大型國際涉農企業還應該滿足:一是境外主營業務為糧棉油糖膠水產畜牧等涉及國家重要農產品供給安全的行業或緊密關聯部門;二是境外農業投資地域分布在規劃的重點區域,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建有經營實體,不管它們采取何種法律形式和在哪個領域從事經營;三是就所有制形態而言,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在獲取支持走出去的財政、信貸、外匯、配額等政策方面具有相對比較優勢,民營企業在境外涉農投資年限和涉及到的產業鏈環節較長,已積累了較為充足的境外涉農投資經驗,有能力應付產業鏈上下游波動沖擊,能夠保障特殊時期境外開發的農產品調得動、調得回;四是對于產值較小的農業行業,則可由其境外涉農產品在國內或境外投資所在國的市場份額大小判定其是否為大型企業;五是對于國內主營業務為非農類且涉足農業境外投資的企業,國內業務營業總收入大于2億元則有較強的資金實力支撐企業境外涉農投資;六是對于抱團走出去的聯盟或者聯合體,可視一家企業,其判定標準同上。
(一)企業對外投資合作格局
20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農業走出去大多是承擔國家的對外援助項目,主要由農業科研單位和國有農業企業承擔,參與主體相對單一。改革開放后,中國涉農企業才正式開啟國際化投資合作步伐,尤其2006年確立農業走出去戰略以來,開始有規模的農業走出去,特別是2014年11月成立農業對外合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農業對外投資合作頂層設計、政策創設、項目落實等逐見成效,中國農業走出去經歷了快速增長。截止2019年上半年,中國共有710家境內企業在境外投資設立了934家農業企業,其中2018年底對外農業投資流量21.95億美元,存量達197.17億美元,與2006年相比,農業對外投資流量、存量分別增長了12.85倍和21.98倍,年均增速分別達到24.29%和29.85%。中國農業走出去對外投資相比其他行業而言保持較快增長勢頭,對外投資流量比重呈現一個上升的發展趨勢,但對外農業投資存量占中國對外投資的比重卻始終處于較低水平,一直在0.80%—1.1%區間徘徊,規模相對偏小。
表1:2006-2018年中國農業走出去投資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
對外投資總流量 |
農業流量 |
農業流量比重 |
對外投資總存量 |
農業存量 |
農業存量比重 |
2006 |
211.64 |
1.85 |
0.87 |
906.31 |
8.17 |
0.9 |
2007 |
265.06 |
2.71 |
1.02 |
1179.11 |
12.06 |
1.02 |
2008 |
559.07 |
1.71 |
0.31 |
1839.71 |
14.68 |
0.80 |
2009 |
565.29 |
3.42 |
0.60 |
2457.56 |
20.29 |
0.83 |
2010 |
688.11 |
5.33 |
0.77 |
3172.11 |
26.12 |
0.82 |
2011 |
746.54 |
7.98 |
1.07 |
4247.81 |
34.16 |
0.80 |
2012 |
878.04 |
14.61 |
1.66 |
5319.41 |
49.64 |
0.93 |
2013 |
1078.44 |
18.13 |
1.68 |
6604.78 |
71.79 |
1.09 |
2014 |
1231.2 |
20.35 |
1.65 |
8826.42 |
96.92 |
1.10 |
2015 |
1456.67 |
25.72 |
1.77 |
10978.65 |
114.76 |
1.05 |
2016 |
1961.49 |
32.87 |
1.68 |
13573.9 |
148.85 |
1.10 |
2017 |
1582.88 |
25.08 |
1.58 |
18090.37 |
165.62 |
0.92 |
2018 |
1430.37 |
25.63 |
1.79 |
19822.66 |
187.73 |
0.95 |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2018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計算得出
從農業走出去企業主體構成看,2018年,我國走出去的674家境內農業對外投資機構中,國有企業(4.6%)、集體企業(0.3%)、股份有限公司(14.4%)、股份合作企業(0.9%)、有限責任公司(69.3%)、私營企業(8.4%)、聯營企業(0.2%)、港澳臺商企業(0.3%)、外商投資企業(0.6%)、其他企業(1%),對外農業投資主體繼續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且并購重組、合資合作、獨資經營等投資方式趨于國際化,中糧集團并購尼德拉集團和來寶農業、中國化工集團并購瑞士先正達、光明集團并購西班牙米蓋爾和新西蘭銀蕨農場等涉農海外并購井噴式增長,形成了一批中央企業、地方國有企業、農墾企業和大中型民營企業對外農業投資合作多元格局,成為對外農業投資的主力軍。
(二)中國大型企業國際農業合作的基本特點
1.大型企業對外投資規模增長迅速,但與跨國集團存在差距。2018年,中國國有企業在境外設立企業74家,投資存量為82.4億美元,占對外農業投資總額的42.08%,比2014年增長了5.19倍,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近1.1億美元;國家級龍頭企業127家,對外農業投資存量30.39億美元,分別占對外投資企業總數和投資總額的18.8%和15.4%,分別比2014年增長了89.6%和3.9倍,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近0.24億美元;國有企業和國家級龍頭企業在境外設立企業數量占到分別占到總數的8.3%和26.4%,投資存量分別占到總數的41.79%和69.7%。而民營企業設立的814家企業中,對外投資存量114.2億美元,分別占對外投資企業總數和投資總額的95.4%和57.9%,分別比2014年增長了1.9倍和4.1倍,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只有0.14億美元。從單體投資規模來看,對外投資規模上億美元的企業只有30家,占對外投資企業的3.38%,低于500萬美元的企業510家,占境外企業總數的57.43%,中國對外農業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220萬美元左右,與發達國家600萬美元的規模還相距甚遠,尤其是對外投資合作的民營企業單體平均投資規模只及國有企業平均的1/8,國有企業仍是對外投資合作的重要力量,而走出去民營企業占絕大多數,但經營靈活,受限較少,是對外農業投資合作的重要力量。
2.對外投資產業齊全,但產業鏈整合程度低。從產業結構分布上,當前企業對外農業投資的行業已經覆蓋了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和農林牧漁服務業。截至2018年底,我國境外涉農的企業中,從事糧食和經濟作物種植的企業共382家,占43.02%,主要種植水稻、玉米、小麥等糧食作物和棉花、大豆、天然橡膠等經濟作物;林業企業18家,占2.01%;畜牧業企業64家,占7.21%;漁業企業84家,占9.46%;農資企業27家,占3.04%;其他313家,占35.25%。從業務類別分布看,企業對外投資種植生產業務占總額的84.1%,加工占2.32%、倉儲占11.66%、物流占1.55%、研發占0.32%,對外農業投資的產業鏈條有所延伸,覆蓋了研發、生產、加工、倉儲、物流、貿易等整個農業產業鏈,但大多數企業以水土資源開發型、緊缺性農產品尋求型為主,仍處在農作物種植和畜禽水產養殖等產業鏈低端環節,目前僅有49家在境外進行農產品生產、加工、倉儲、物流等全產業鏈投資,占境外企業總數的5.5%,且都為大型國有和民營企業,其他中小型走出去企業尚未全面參與上中下游產業鏈建設,對產品收儲、流通、定價、銷售等缺乏有效掌控,國際市場話語權和全球資源配置力仍然較弱。
3.海外并購量額齊增,但大型企業是主體。縱觀中國企業對外農業投資的發展進程,企業投資方式呈現出日益多元化的趨勢,尤其是對外農業投資百強企業更傾向于以褐地投資的形式兼并收購東道國企業。據不完全統計,2010-2018年中國農、林、牧、漁業海外并購高達690億美元,其中,2018年農、林、牧、漁業對外投資并購為18起,實際交易金額達14.8億美元,占實際交易總金額的1.03%,占農業對外投資流量總額的57.74%,較2013年并購實際交易金額增長了1.5倍,并購對象包括荷蘭、美國、瑞士等老牌國家,并購領域主要在種子、農藥等農資研發、農產品供應鏈渠道和市場較強的企業,收購方式主要以股權收購為主,如2012年山東如意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出資16億元人民幣,聯合股權收購澳大利亞庫比農場(CubbieGroup),構建全球化的棉花供應鏈和產業鏈;2013年雙匯集團出資71億美元收購美國史密斯菲爾德食品公司,拓展豬肉加工與生豬養殖業務;2010-2016年光明集團圍繞“資源”“品牌”和“網絡”先后成功并購10余個海外項目,形成覆蓋歐洲、澳新、東南亞三大區域的國際化布局;中糧先后并購澳大利亞Tully糖業、智利Bisquerll酒莊公司、荷蘭尼德拉集團和香港來寶集團等橫向、縱向農業產業鏈合并與擴張,實現在南美洲、北美洲、歐洲、亞洲等區域的整體布局;2017年中國化工集團490億美元并購瑞士先正達,躋身全球農化行業第一梯隊;2018年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并購法國生修伯特企業,當年投資額6.9億美元,占并購投資流量總額的46.6%。2019年聯想佳沃9.2億美元并購智利Australis三文魚企業,進一步堅定其“全球資源+中國消費”發展模式,大型國有、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方式從直接投資轉向合資、并購等模式并舉,形成了一批擁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識產權、具有較強核心競爭能力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參與海外農業生產經營活動。
(一)大型企業是國際大宗農產品供給的操盤者
從大宗農產品供給實踐看, 由于全球糧食生產資源分布的不均衡,大型跨國企業日益把糧食生產和市場的控制作為維系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途徑。從國外看,ADM在全球140多個國家[2]、邦吉 (Bunge)在全球40余個國家[3]、嘉吉(Cargill)在全球70個國家和地區[4]、路易達孚公司(Louis Dreyfus)在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地區[5]擁有遠洋輪船、港口、鐵路、工廠、貨倉,從事農產品買賣、運輸和加工,廣泛開展全產業鏈經營,業務拓展涵蓋金融、能源、化工等非農領域,有效協調控制各地資源和市場,增強行業壟斷和控制力。日本的綜合商社主要通過海外屯田、收購兼并,建立全球采購、銷售和物流體系,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糧食的跨國流動;新加坡的豐益國際在全球30多個國家擁有超過900家工廠和廣泛的分銷網絡,掌控全球棕櫚油約45%貿易量[6],奧蘭國際業務遍布60多個國家[7],是世界排名前三的咖啡和大米交易商,在棉花、堅果、可可、咖啡等農產品市場貿易也占據舉足輕重的位置。從國內看,中糧集團于2014年和2017年分兩次收購荷蘭糧食貿易商尼德拉(Nidera)51%和剩余49%的股權,獲得歐洲、北美洲、南美洲的農業生產基地和倉儲物流設施、采購平臺及全球貿易網絡[8],突破了ABCD四大糧商在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對倉儲物流體系的壟斷,有力推進了中糧在農糧領域“買全球、賣全球”的產業鏈布局。這些跨國糧商利用其資本、管理和市場渠道方面的優勢,對全球大米、玉米、小麥、棉花、食糖、天然橡膠、棕櫚油等大宗農產品供給形成了準壟斷性掌控。據測算,以ADM、嘉吉、邦吉、路易達孚為代表的世界跨國糧商掌控了國際90%以上的糧食貿易[9],少數跨國企業掌控阿根廷、巴西和美國三個主要大豆生產國中產品價值鏈中除種植以外的所有階段。
(二)大型企業是對外農業投資合作的引領者
從企業對外農業投資發展上看,無論是從實力規模還是從作用效果上,大型企業一直是農業走出去的探索者和引領者。大型企業以其不可比擬的規模優勢、資金籌措能力、先進的技術,在一國國民經濟基礎性和支柱性產業內處于龍頭地位,產業控制力和輻射力大,對國家產業結構升級具有較強的決定力和帶動力,引領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產業競爭。統計和總結《財富》500強企業[10]及聯合國貿發會議相關文獻和參考材料等得出的全球170家領先的跨國涉農企業[11],歐洲有64家,主要分布在英、德、法、丹、意等14個國家;北美洲61家,56家跨國農業企業將總部設在美國,為全球之最;亞洲25家,主要分布在日本、馬來西亞、中國和新加坡等9個國家;大洋洲有16家,拉美有3家,非洲僅有1家。這個分布與農業產業價值鏈組合方式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基本相符,這些大型跨國涉農企業往往在世界各個大洲均有生產、研發或銷售基地。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涉農企業主要以并購、技術創新為基礎,擴大規模效應和其加工、貿易環節優勢,實現農業生產、加工、流通、運輸等環節一體化跨國經營。非洲、拉美、亞洲地區的跨國涉農企業在全球跨國經營體系中,從合資建廠、戰略聯盟、一體化生產、收購兼并到設立研發中心,投資規模、進入速度不斷提高,對東道國的農業生產影響力不斷提升。相對而言,大型企業走出去時間長、區域分布廣、產業領域寬、實行形式多,在農業跨國資本、技術和農產品等資源要素流動中處于優勢地位,已積累了豐富的海外運作經驗,培養了一批國際化人才,具備進行全球業務整合、管理整合、文化整合的能力,憑借自身技術、管理、資本和人才優勢,能引領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分工合作。
(三)大型企業是國際貿易話語權和定價權的主導者
從市場競爭上看,國際經濟競爭說到底是大型企業間的競爭,大型企業具有較大的規模體量、卓越的盈利能力和價值創造能力、獨特的“拳頭技術”或“拳頭產品”,競爭力強、市場價值大、國際化水平高、社會影響力廣等特征,正是大型企業以技術創新為基礎,以控制資源和經濟產出的流向為手段,以產品標準和商業游戲規則的制定來保證其根本利益。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2009年—2018年世界農產品貿易額由10439億美元增長到15488億美元,農產品國際貿易年均增長率達到4%[12],顯示全球糧食生產貿易呈穩步增長趨勢,供應端不是問題,市場糧食價格波動及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力量”作用的結果,背后的實質是發達國家和世界糧食巨頭通過不合理的“規則”、強化了貿易保護主義,不僅增強了自身的攫取他國農業資源的能力和空間,向窮國轉嫁經濟危機的財富掠奪??v觀世界上真正強大的國家、沒有軟肋的國家,都是糧食生產和貿易強國,都有自己的知名跨國糧商,美國有ADM、邦吉(Bunge)、嘉吉(Cargill),法國有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德國有拜瓦集團(BAYWA),日本有丸紅(Marubeni)、伊藤忠(ITOCHU)、住友(SUMITOMO)、三井物產(MITSUI)、全農(ZEN NOH),新加坡有豐益國際(Wilmar)和奧蘭國際(Olam)。發達國家依托其跨國公司自身強大資本和市場運作能力,不斷強化對全球糧源、加工、物流、貿易全產業鏈的布局,形成上下游技術、市場等“集成優勢”,對資源性、緊缺性重要農產品市場的掌控力度進一步加大,主導國際產業分工、國際經濟規則制定,影響甚至左右著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甚至國際經濟規則。
參考文獻
[1]陳偉:《中國農業“走出去”的現狀、問題及對策》,《國際經濟合作》, 2012年第1期。
[2]翟雪玲、張雯麗:《中國農業“走出去”特點、問題及發展思路》,《國際經濟合作》,2013年第7期。
[3]謝宏:《農業類上市公司并購活動對企業績效的影響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16年第6期。
[4]李寧、湯國英、辛毅:《中外農業企業競爭力比較的實證研究——以農業上市公司為例》,《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學報》,2018 年第4期。
[5]UNCTAD (WIR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P105.
[6]袁東明:《把一批國有大企業培育成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中國經濟時報》,2017年12月04日。
[7]趙貝貝:《中國大型糧食跨國企業的培育研究》,廣東海洋大學碩士論文,2015年6月。
[8]楊麒:《中國公司實施跨國投資戰略的模式研究》,西南財政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5月。
[1]具體包括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建筑業,批發和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2]數據來源:ADM官網。
[3]數據來源:Bunge 官網。
[4]數據來源:Cargill官網。
[5]數據來源:Louis Dreyfus官網。
[6]數據來源:《老糧商、新糧商,國際糧商的新江湖》。
[7]數據來源:奧蘭國際官網。
[8]威翰林:《中糧集團的專注70年 國際大糧商的活力之源》。
[9]James X.Zhan,Richard Bolwijn:《世界投資報告2019》,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印發。
[10]數據來源: 《2019年全球500強排行榜》。
[11] UNCTAD (WIR09).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P105.
[12]數據來源:UNcomtrade農產品貿易數據。